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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9【礼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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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朝会,根本不叫朝会,整个一草台班子。

    朱氏父子并非皇帝,诸多官员亦无职务,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开会而已。

    礼乐也没有,因为不能乱用。

    就是父子俩来了,朱国祥高居御座之上,朱铭搬一把交椅坐在侧下方,然后就有侍卫呼喊百官上殿。

    “拜见大经略,拜见大元帅!”

    张根、高景山领衔行礼,众人跟着鞠躬作揖。

    朱国祥扫了一眼,只能看清前面两三排,后面那些人全部沦为背景板。他开口说道:“暴宋无道,我父子遂起兵以正乾坤。今宋皇已被俘,奸臣随赵佶奔往东南,正是天下百废待兴之时,还须仰着各位贤才共同治理……”

    或许是特殊的空间原因,朱国祥声音不大却传得很远。

    相比起朱铭在东京杀人抄家,朱国祥就显得温和仁厚得多,赵宋旧臣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贤君。

    开场白说完,就该进入正题了。

    群臣已经商量好,由一文一武一宗室做代表劝进。

    翰林学士翟汝文率先出列,他是朱铭科举时的考官。当时力保朱铭的考官,只剩翟汝文还活着,因此身份极为特殊,可以称得上是朱铭的座师。

    “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须正位,请朱经略登极御宇!”翟汝文说得干脆利落,丝毫不绕弯子。

    钱忱身为旧宋公主之子,虽然其武职属于虚衔,但他跟朱铭私交不错,因此作为武官代表出列:“天下不可无主,请朱经略登极御宇!”

    赵遹则是宗室代表:“朱经略可先领汉王之爵,请旧宋皇帝择吉日禅让。”

    先封王,再禅让,属于最标准的登基流程。

    “请朱经略登极御宇!”

    先前只是作揖见礼的众人,此刻齐刷刷跪下。

    朱国祥按照写好的剧本,问道:“吾儿是何打算?”

    朱铭说道:“父亲称王可以,称帝也可以,但不能禅让。”

    众人一愣,俱皆愕然。

    在传统观念当中,是有“天命”存在的。

    天命认可了赵氏,因此天命归宋,皇帝以天子的身份统治国家。改朝换代,天命转移,禅让就是关键一步新的皇帝和王朝才能拥有法统。

    翟汝文身后一个文官站出来:“改朝换代,天命转移,不可不慎重,不可不守礼。”

    朱铭问道:“你是何人?”

    那文官说道:“旧宋起居郎胡安国。”

    “胡康侯居然也在东京。”朱铭莞尔一笑,那笑容有些诡异。

    在程朱理学的发展史上,朱熹的影响力自然最大,而胡安国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且其《春秋》造诣是公认的两宋第一人。

    此人的私德完美无缺,没有任何漏洞可供政敌攻击,做官多年甚至没贪过半文钱。却是秦桧两度拜相的推手,帮助秦桧疯狂排除异己,被时人视作“秦党党魁”。

    胡安国推崇“大一统,大复仇”那一套。

    鉴于南宋初年遍地乱兵,各路将领有军阀化的征兆,胡安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收拢帅臣和武将的权力,裁撤那些毫无战斗力的部队。既然要收拢兵权,就暂时不能打仗,必须跟金国议和,因此胡安国跟秦桧在治国方针上达成一致。这是“大一统”。

    但与此同时,胡安国又主张尊王攘夷,闹着要给君父复仇,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在两次关键时刻,他都积极支持主战派,想要以战促和并且不割地,而且试图让赵构收权之后,治国练兵再进行反攻。这是“大复仇”。

    而且胡安国并非放嘴炮,他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思路,其《时政论》二十一篇即强国发展计划。

    见朱铭也听说过自己,胡安国非常兴奋,说道:“帝王之命在民心,人君者,其职在养民,有国必先固本,而民为国本也。臣在治国安民一道上,窃与大元帅不谋而合。百姓安乐,则万民归心,必尊王攘夷一扫夷狄。然则,民为邦本,君亦为臣纲。只有君王正心守礼,臣子才不会乱心。禅让之礼,万万不可废!”

    朱铭问道:“天命何在?”

    胡安国说:“天命不可妄揣,只可感应之。天命转移,应在民心逆顺。得民心者,便得天命矣,正如经略与元帅这般。”

    朱铭又问:“吾之天命,既从民心而来,为何要赵宋皇帝禅让?”

    胡安国说:“顺理成章。如今民心已定,只缺禅让之礼,一旦禅让礼成,天命便告转移。”

    “我不搞禅让,天命就不在了吗?民心就会思慕旧宋吗?”朱铭质问道。

    “这……”

    胡安国整理措辞道:“礼有本末。正身治人,礼之本也;威仪文辞,礼之末也。今经略已得礼之本,为何要弃礼之末?弃末固不伤本,而未尽其全功也。”

    此言一出,群臣不禁点头,当世大儒说话果然有水平。

    胡安国的意思是说,繁文缛节属于礼的表象,礼的内涵是以心正身而待人。既然已经有内涵了,为什么要舍弃表象?登基这种大事,应当表里合一才能完美。他支持搞禅让,并非什么舍本逐末,而是本末全都要!

    朱铭笑了笑没有立即反驳。

    胡安国继续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这是在引用《左传》,说礼(包括国家制度)是国家的主干,而敬则是通往礼的车马。正心诚意固然重要,繁文缛节也必须遵守,如果不守礼制,就缺一个做事标准,全国上下就要乱套。

    朱铭猛地来一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这段话,我却更看重‘所损益’三个字。”

    商礼是修改夏礼而制定的,周礼是修改商礼而制定的,礼的形式不断改变,但礼的内涵万世不变。

    朱铭的意思是说,大家都盯着“不变”,但他却关注于“改变”。

    胡安国心中一惊,不只是他,很多官员都开始惴惴不安。

    朱铭根本就不是在跟大家商量,而是在发表宣言:老子要改规矩了!

    改的可不仅是天命转移的规矩,肯定还有很多别的规矩。

    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废?

    孔子的“所损益”三个字,就为变法派提供了弹药。守住礼法的内涵不变即可,剩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改进。

    精神内涵不可变,是礼之本、礼之常。

    繁文缛节可以变,是礼之末、礼之变。

    这符合儒家经义。

    朱铭说道:“天命,是我父子匡乱世、济百姓,以天人感应而自行流转。与那赵宋何干?让赵桓禅位,难道不像是乞讨得来?也不能说乞讨,更像逼着他交出宝物,就活像是从他手里抢来的。如果要敬天告民,登极大典就足够了,何必画蛇添足行禅让之礼?”

    朱铭盯着胡安国说:“你且说说三代以下,哪个皇帝禅让是自愿的?强逼旧君禅让,还三请三辞,这有半点敬的意思吗?非但不敬,还欺天愚民!你自认为知晓礼之本末,实则在舍本逐末!”

    “不敢!”

    胡安国连忙低头否认,他知道朱铭在诡辩,但诡辩得也有些蛮横道理。而且以现在两人的身份,有些事情不能乱说,朱铭必定能够赢得辩论。

    众人看向朱国祥,想听听这位什么反应。

    可惜没有任何反应,朱国祥笑呵呵坐在上面,如同一尊泥塑的弥勒佛。

    赵宋旧臣俱皆骇然,原来真正主事的是朱元帅,朱经略在这种时候居然不发表意见。

    今后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吧?

    玄武门之变,深层原因就是李渊与李世民的矛盾。

    朱国祥终于还是说话了,温言细语道:“禅让之礼,可以不用,有登极大典即可。如今宇内未平,也可先不称帝,明年元旦当称王建制。所立官制,也与旧宋不同。旧宋先用三省六部制,再改中书门下制,复用三省六部制。改来改去,莫衷其是,反倒弊病横生。吾儿且说说。”

    朱铭接过话头:“新的制度,叫阁部院制。”

    “各殿大学士,组建内阁,皆为阁臣。阁臣之首,为首辅,也可视为太宰、左相、首相。阁臣之次,为次辅,也可视为少宰、右相、次相。其余阁臣,等同于副宰相。”

    “御史台,改为督察院。”

    “银台司,改为通政院。”

    “枢密院,保留不变。”

    “一阁三院六部,此为新朝之中枢。”

    父子俩没有增加部级机构,依旧是六部,财权归于户部。

    宋代有个三司使,别称“计相”,乃首席财政大臣。很快就畸变为庞然大物,上欺宰相,下压六部。连军事都能插手,打仗前先考虑财政得失,还造成大规模职权重叠,元丰改制时重点予以废除。

    有这前车之鉴,朱铭自然不会再设。

    至于通政院,就是明代的通政司。这玩意儿在明初权力极大,是皇帝处理朝政、沟通内外的主要机构,六科不过是通政司的下属部门。

    内阁出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侵夺通政司大权,接着又收编翰林院,继而再辖制六科——整个过程,用了上百年时间,内阁终于诞生权相。

    如果通政司正常运转,就不需要什么司礼监了。

    朱铭又仔细讲述“一阁三院六部”的权责划分,群臣为之骇然,就连张根、高景山都颇为震惊。

    一旦这种中枢构架落实,皇权将达到一个顶峰,宰相的权力被大大制约。

    这跟宋徽宗的任性妄为不同,宋徽宗靠破坏制度搞一言堂,而朱氏父子则是将皇帝集权制度化。

    与此同时,一扫赵宋的中枢弊病。

    中央机构不再冗余职权划分也更明确,六部不再是宰相的应声虫。

    正常运转下的阁部院制,六部尚书可以借助通政院,跟内阁那些宰辅们掰掰手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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