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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九章 侨置州郡及土断、屯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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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啦啦……”

    夏雨连日不缀,内侍少监、皇城使华福子正在文华殿前值守等候,见阶下两人离开长廊赶来,浑身被雨水打湿,忙带着小内侍们打伞从殿门前迎了下来。

    “两位阁老今日没有带伞应该早早吩咐奴婢才是,这湿漉漉的万一染了风寒将来陛下怪罪我们侍候不周可就不好了。”

    “华少监严重了,这六月的天说变就变,出府时还只是阴云密布,到了大司马门外都没有落雨点,进了文华门就是倾盆大雨。”

    “阁老说的是,也是我二人心存侥幸,原本家中仆役带了纸伞,老夫嫌累赘硬是没带,这不着了老天爷的道?”

    来者正是首辅裴卿、次辅郗俭,大约是国事繁重,作为柄国之臣的裴卿操劳过度,他已须发已白。

    内侍们为二老打上伞披上厚外套,随即引领着去了侧殿更衣,内侍们手脚麻利,不到一炷香时辰便将二老送到了内阁值房。

    此时,内阁诸臣早已到位,今日议的是撤出各地侨立州郡县,改易白籍,并入黄册等议题,事项繁多,免不了又是一日与会了。

    宁国立国以来已有十年,建朝亦有六年,期间大兴屯田之策,后又在全国州郡推行施行,为了清查土地田亩增加度田的国策,至今收效甚果。

    但各地侨立州郡和户籍民册之紊乱程度是内阁、三司、户部诸臣远远未能料到的!

    “元帝太兴三年以琅邪国过江人侨立怀德县于建康,是盖此种制度之滥觞也。”三司使郭裳曾任建康朝廷御史台侍御史,对于晋朝滥置侨郡侨县以至于南人北人户籍紊乱,税赋难分当年他便有过谏言。

    侨州郡县并非东晋所独有,溯源追本,至迟在东汉安帝永初以前,就有侨郡侨县的设置;而流风余韵,魏晋多有沿袭,至于胡人入主中原后的侨州郡县就更多了。

    永嘉南渡以来,为了安置大量从北方南渡而来的流民和士族们,东晋朝廷和当轴士族们在南方各州郡境内大量设置侨州侨郡及侨县。

    例如:

    史载元帝司马睿时,琅邪人随元帝过江者一千余户,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

    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徐州江乘县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邪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琅邪王氏所在的本郡),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

    可以说有晋一朝,自元始,明、成、康、穆、哀、废、简文、孝威、温侯历朝都有在江左设置侨置州郡县的记录,但多以郡县为多,设置侨置州郡地则大多以徐、扬二州为多。

    “户籍方面,侨民也与普通民户或土著居民有所不同,普通民户或土著居民的户籍是用黄纸制成的黄籍,而多数侨人的户籍是用白纸制成的白籍。可是晋世黄白籍紊乱,各级官署早就失去了户籍记录,最早一份还是哀帝年间的,根本不可考。”郗俭拿着手中的一份白色的侨民户籍。

    侨民白籍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是“许其挟注本郡”,即允许在户籍上注明本人的原籍,又注籍白籍者减免正常赋役。

    值得注意的是,与诸多侨州郡县由无实土向有实土的转变相同步,多数侨流人口也由注籍白籍、减免正常赋役向改籍黄籍、承担正常赋役转变,完成这种转变者,则是土断政策的实行。换言之,正是土断,使得侨流人口丧失了特殊身份与优待权利。

    据上陈述,东晋侨州郡县可谓“地理参差,事难该辨”,侨流人口也是“去来纷扰,无暂止息”,总结就是记载紊乱,完全没有可以参考的价值。

    侨民人口需要宁朝对全国百姓户口重新普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可是一个度田策都施行三年才卓有成效,人口普查的难度可以想象有多费时费力。

    且不说度田策与人口清查,就徐宗文当初提出的公文以纸代简到如今也有十几年了,除了洛阳内阁、枢密院、六部九卿、通政使司及各级衙署通一使用纸制公文办公,地方州郡还是有竹简公文递送京都!

    这就是现实,不论推行任何国策都需要人去施行,没有人才谈何兴国?所以徐宗文改变原来的计划,提前以科举取代落后的世袭制和九品中正制,为的就是需要用自己人。

    “为今之计只有清查户籍,总不能学前代土断吧?”裴卿作为首辅,他觉得新朝建立这么久是时候清理户籍了。

    郭裳也赞同道:“土断只是缓一时危局,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学桓温。”

    对于侨州侨郡滥置的情况,建康朝廷和历代当轴士族也想过该如何去解决,土断之策就是在那时应运而起。

    “晋自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元帝称制建康,侨置徐、兖、青、豫诸州郡于扬州之域,以处中华流人。初无实土,及桓温当国,始有土断之令。”郗俭对晋史了如指掌,裴卿提起土断他便开始引经据典。

    土断实际上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解决侨置州郡而出现的国策。

    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上疏,咸用土断,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以纠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为土断之始。

    彼时的土断是由九品中正制衍生而来,只不过晋朝南渡之后土断成为了清理侨民户籍,提高国家税赋的新型国策,并且被历朝皇帝和掌权的当轴士族所采用。

    为明考课、定税收,晋朝先后于成帝咸和中、咸康七年、哀帝兴宁二年多次实行土断。

    其中后最后一次由大司马桓温主持,史称“庚戌土断”,土断施行之后国家出现了一时“财阜国丰”,“豪强肃然”的太平景象。

    徐宗文掌权以来没有采纳土断,而是另辟蹊径,先是在司洛地区施行屯田策,最后推行全国。

    屯田策最早为曹魏奉行,但徐宗文所推行的屯田策与曹魏时期截然不同。

    曹魏屯田为养军,宁军屯田为养民,宁军租税极低,一开始是三十税一,到后来又降低至五十税一,并且最后还免了赋,废除百姓必须向朝廷和官府服徭役。

    一行人商议大半天最终决定去见皇帝,由皇帝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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