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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9世纪末的义和团与红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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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是清末民间武术团体与秘密教门的混合组织。由大刀会(金钟罩)、义和拳、神拳和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互相组合、发展而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基干力量。

    这些刀会、拳会与秘密教门虽各自更名义和团,但互不统属。同年春,山东清平县(今高唐)大刀会、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大刀会改称义和团。九月,义和拳在平原森罗殿战斗中自称义和团。

    山东巡抚毓贤曾于是年夏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各种名目的民间秘密宗教与武术团体遂纷纷更名义和团,以争取“合法”地位。次年,京津地区也普遍建立义和团,迅速形成义和团运动高潮。

    各地团民多以农民、手工业者和贩夫为主,间有部分游民、兵勇和富人加入。成员多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另有妇女组织红灯照。以团、坛(场或厂)为单位,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的一字自立团号。

    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多势众,分布地区广泛。各团以老师、团首、大师兄、二师兄等为首领,无统一信仰,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信条基本一致。

    各坛互不统属,以传帖作联络,互相配合,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对外国侵略,打击教会势力。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冀中义和团以“扫清灭洋”相号召,继续开展斗争。旋被清军镇压。

    来历考证:

    根据《冠县县志》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德国的一个郎姓神父,到冠县的梨园屯传教,并且在几年之内就吸引了不少教众。

    梨园屯地处直隶与山东的交界处,民风彪悍管理混乱。这个郎神父拆毁玉皇庙改建教堂,引发了村民聚集反抗,最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

    早在同治八年(1869年)的时候,梨园屯村有个教民分地的时候,分到了三亩玉皇庙的地皮。光绪年间这个教民不知道怎么想的,转手把这三亩地送给了传教士梁司铎。

    这个传教士梁司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竟然仗着这三亩地在手,直接拆了玉皇庙改建十几间教堂。

    玉皇大帝作为我国民间信仰的至高神之一(实际存疑),别说晚清那会儿,就是现在也农村也会引发不小的争议。

    当地村民为了表达不满,推举文生王世昌、武生阎德胜联合具名上告,要求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

    晚清时期的地方朝廷,对洋人的畏惧几乎不亚于害怕上级,村民们告状,哪里能得到公平处理?

    王世昌、阎德胜一路上告到府、道、院,结果不但没能要回来玉皇庙,还把地皮全给弄丢了。

    当地人见告状这条路走不通,一怒之下,阎书琴、高小麻等十八个人聚集在一起,号称“十八魁”,带领当地乡民强行拆毁了教堂。

    光搞破坏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神父又拆掉了玉皇庙,重建教堂,乡民不服,再次打官司要求拆除。

    此后的几十年间,这块地皮上到底是建玉皇庙还是建教堂,成了当地官府头疼不已的问题。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天,当地团练组织梅花拳队,在与传教士谈判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教士一方关门之后,试图用火枪击退梅花拳队众人。梅花拳队众人被枪打之后,用扔石块和火把向传教士还击。

    双方武器装备差距这么大,冲突的结果可想而知。

    腐败无能的清廷官府不管,梅花拳队一怒之下请道士魏合意到玉皇庙主持大局,并且把民团的器械都搬到了玉皇庙,跟教士教民展开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出现了多人死伤。

    官府收到消息之后,不但派兵弹压了梅花拳队一方,还把玉皇庙又断给了传教士。

    这种明显偏袒洋人的做法,肯定不能服众。

    附近各个地方的民团、拳民纷纷声援梅花拳队,并推举直隶威县沙柳寨拳民赵洛珠(又名赵三多)为首,四处袭击教堂,杀害教民。

    地方官为了不让形势进一步恶化,就召集各地民团,劝令他们解散民团拳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梅花拳队为了避讳官府,把民团和拳队合二为一改名为“义和团”。

    另附澎湃新闻版义和团介绍——

    义和团运动一直被解读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但从结果来看,义和团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朝廷中的顽固派挟义和团抵制洋人,利用民粹巩固自身权力,终造成了百年以来最大的外交灾难。

    虽然义和团运动有其正义性,但光凭这点“道义”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义和团运动最终在顽固派的有意纵容下演变为了一场屠杀异己的狂欢。

    整个1900年,被义和团杀死的洋人屈指可数,但却有大量教民、学生和无辜百姓惨遭屠戮,就连顽固派大臣徐桐也被义和团抄家,徐桐跪拜求饶,才逃过一劫。

    义和团运动对于国人的伤害远大于洋人,义和团之后,清廷威严扫地,地方拥兵自重,革命风起云涌,大清王朝的统治就此走向尽头。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在实践中,义和团对于国人的杀伤远大于洋人,义和团当时把国人进行划分,其中从二毛子到十毛子不等,二毛子是指信奉基督教的教民,三毛子是是通洋语,着洋装,买洋货之人,至此到十毛子为止,基本上单但凡和洋子沾边的,都在义和团的处决之列。

    《拳事杂记》记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仲芳氏也在《庚子纪事》中说:“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对当时中国最开明立志救国的维新派,更是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按照义和团的标准,显然我等接受过义务教育,学过英语用过外国货的,都属于三毛子,是绝对要消灭的对象。

    《庚子剿匪电文录》记载:义和团凡有富厚之家,皆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盗贼所不敢为者,彼乃公然为之。

    《庚子传信录》则说:义和团夙所不快者,立歼之,不曰教民,则曰汉奸。

    到了运动后期,义和团已经到了随意扣帽子,滥杀无辜的程度,只要看上你的财产,就以扶清灭洋为名,随意给你冠上汉奸的名号,一概杀之。当时记载义和团进入BJ后,“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

    八国联军之后进攻BJ,百姓为列强运送补给,除了酬金的原因,恐怕也是对义和团恨之入骨,这场反侵略斗争已经演变为清除异己杀戮同胞的暴民运动,2012年的反日游行也是民族主义失控后演变为了劫掠,直到如今,还有不少人有类似的思想。(原文复制粘贴,未作修改。此处亮明屁股,划重点)

    义和团杀自己人起劲,真到了和洋人对阵的时候则不堪一击,义和团的各种神功法术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不堪一击。

    西什库教堂之战,里面不过40多名洋兵和2000普通教徒,拥有10万兵力的义和团却数月久攻不下,义和团甚至还请来和尚来和洋人的“邪法”对峙,面对如此少的敌人,竟然要靠装神弄鬼来挽回颜面。

    除了愚昧残忍,义和团的勇气也是存疑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在整个战斗中,一直是清军和洋人战斗,而义和团几乎一触即溃,每到关键时刻都见不到他们的踪影。

    著名的廊坊大捷,是聂士成率领清军应用抵抗,用进口的德国重机枪给联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当聂士成与洋人激战时,义和团却专注于纵兵抢掠,聂士成忍无可忍,派兵镇压义和团,从此和义和团结仇。以至于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儿最终死于义和团之手,聂士成战死后,尸体差点遭到义和团侮辱,反倒是列强军队赶走了义和团,用红毯子盖住其遗体,交还给清军。

    《天津一月记》记载了义和团拳师的虚伪,其中写道:“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可见拳师们之所以伤亡小不是有什么神功,而是打仗时临阵脱逃让手下的童子去送死,拳师们可谓天下第一人渣。

    义和团不过是借爱国之名行抢掠之实。

    ——本文原名为《失控的民变:义和团运动中的反智与丑闻》

    姑且预判一下,会有人对此坚信不疑,毕竟“人家数据这么多怎么可能是假的嘛!”

    下面介绍重点,也是两部作品中都有大量戏份的红灯会历史原型——红灯照。

    首先还是百度百科版。

    红灯照,是义和团在天津独有一种专收女性的拳会,一作红灯罩,是义和团运动中的女性组织之一。一般说法是她们全身穿著红色装束,手提红灯笼,故称作红灯照。

    红灯照义和团的组织,是以坛为基层单位,分属于八卦八个团(总坛),各团有老师为首领,而坛有大师兄、二师兄……等为其领导。

    义和团中女性组织亦也似男性组织,但独立在男性各团外,而有自己的坛口,然而经常附属于某个总坛而配合,例如黄莲圣母所领导的天津红灯照及张德成的坎字团就是这种关系。

    团员互相以师姐、师妹称呼,首领称作大师姐、二师姐……等,在天津的红灯照,首领为黄莲圣母、二仙姑。女性组织的发展以天津城最发达,并以这为中心在周边地区发展。

    义和团中女性的出身类似男性,多来自社会的中下阶层。例如天津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林黑儿,即本出自船家,而且曾为妓女,她在天津地区就多召集下层的女性加入红灯照。

    又如在义和团中地位不低的女性翠云娘,早年是与父亲卖艺江湖为生的。下层的妇女经常感到生活的困苦及外人的压迫,且较易相信迷信的法术信仰,因此加入者较多。

    在义和团运动中,女性的主要参与包括医疗救护、情报的搜集、实际作战、以及在宣传和团员心理上的支持等。

    在医疗方面,红灯照的黄莲圣母自称能医治各种病伤,因此向她求医的人甚多,而且据一些参与义和团运动的老年人的口述,她们真的医治好了不少受伤的人,并且称赞黄莲圣母的医术。

    在实际作战上。一方面红灯照经常四处出动,凭借她们的“法术”焚烧西人房屋教堂及船只等,她们因被认为不怕“秽物”,不怕枪炮,因此常与义和团男性组织联合作战,由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常和黄莲圣母联系,商讨作战计划,可看出二者在战场上的紧密关系,红灯照成员们虽为女性,但在史料中记述许多人在战场上作战英勇,视死如归。此外,在东北也有红灯照组织对抗俄军的记载。

    在宣传和心理上。如黄莲圣母到铁铺买缧丝钉,却自称盗自洋人大炮,又宣称能用香灰治枪伤,又用各种神迹的宣传,使人们相信红灯照都具有神力,一方面使人们敬服,一方面能提振团众的信心及士气.

    而另外有所谓“踩城”的制度,每隔七到十日出户绕村子跑,边耍刀边喊口号;又有“出风”,即在公共场合綀功夫。借著这些方式,达到对大众宣传的效果。

    当时下层百姓受到外人及教民欺侮而生活困苦,正需要如圣母或红灯照仙姑们这种一方面“法力高强”能对抗外人保护大家,另一方面又具有温柔女性形象的“神”来作为心灵上的慰借,这和中国传统女姓神祇如观音、妈祖等广受到大众欢迎的情形颇为类似,而义和团也正利用这种群众心理,刻意地以宗教宣传等手法塑造出了红灯照及圣母们“女神”的形象。

    除了红灯照之外当时还有青灯照、蓝灯照、黑灯照、砂锅照等等团体。

    和蓝灯照招收中年妇女,黑灯照招收寡妇不同,红灯照主要招募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年轻女孩。她们多来自社会中下层,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每日艰难求得三餐的压力和心中压抑的不满让她们具有反抗精神,加之普遍迷信的传统,这些年轻女孩往往选择加入红灯照。

    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过后,清军和义和团与各国展开激战,大规模进攻教堂和使馆区。这时,红灯照和义和团积极出动焚烧欧美各国的教堂和轮船火车。红灯照成员们同时还四处宣传,搜集情报,治疗照顾受伤的团民。

    1900年6月27日,红灯照成员们配合义和团参与了攻打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红灯照的年轻女孩们提着红灯喊着口号,狂热的跑在最前面冲向八国联军阵地。在成排火枪的密集攒射和大炮的齐声轰鸣之下,她们血肉横飞却先扑后继,直至全部身亡。

    根据后来幸存的义和团员回忆:”红灯照那些小闺女们…进攻火车站,都被打死了。“和紫竹林一战类似,场面之惨烈,可谓迷信思想在先进科技面前撞的头破血流。

    7月13日,一万多名八国联军开始攻击天津城,义和团张德成等人率团民配合清军防御南门,红灯照也协助团员们作战。结果法术不灵,抵抗仅一天就归于失败。

    7月14日,八国联军进占天津,张德成等人趁乱脱走,林黑儿和其他很多首领被捕。

    义和团运动此时归于失败,由于信仰之深,不少红灯照成员自杀徇死。林黑儿和妹妹等人被抓时也非常从容,毫不畏惧。

    被关押入狱以后,有法国妇女绿蒂探视过这位传奇女性。据回忆,囚牢中的林黑儿和妹妹三仙姑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她们虽然”绝望“,却仍透露出一种”尊贵的风度“,平静而坚定。

    绿蒂等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她们干站着,生怕做出某种误会的举动。当探视者掏出几块银元扔到她们的牢床上时,林黑儿(也许是妹妹)立即捡起来扔于地下。

    银元落地之时,绿蒂明白了这两位”义和团的女神“与欧洲来的军官之间有着多么深不见底的鸿沟。

    根据老人们回忆,林黑儿在都统衙门里受尽折磨和侮辱,但她从未屈服。被审讯时也毫无惧色。此后,林黑儿再没有记载,人们对她的结局众说纷纭。

    同样另附公众号奇文一则——

    清末“红灯照”闹剧:土娼摇身变圣母,一碗香灰抵万金

    提起“红灯照”三字,想必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却少有人知道红灯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又是如何出现的。今借清末文人俞樾亲眼所见红灯照乱象,讲一讲红灯照的真相。

    甲午中日之战,天津大沽一带居民,担心受战火波及,于是携家带口往天津北郊暂居。挖土搭建窝棚之时,发现一块残碑,上面字迹不清,辨不清残碑年代。

    晾晒数日,用盐水冲洗数遍,方能看清上面刻有二十个字,乃为:“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叫苦。”

    流民之中无一人能参悟其中内涵,遂将此残碑送交天津道台衙门,道台衙门随即将其捣为碎石。

    不久后,山东曹州兴起义和拳,拳民以师兄师弟相称,尊称带头者为大师兄。大师兄在各村各庄设立坛口,一时间乌烟瘴气,百姓受其蛊惑者数不胜数。

    彼时,袁世凯官拜山东巡抚,袁见义和拳声势越发浩大,有妖言惑众之嫌,于是将诸位大师兄请到校场,观其演练刀枪不入之法。袁嗤之以鼻,认为义和拳皆为欺世盗名之辈,借怪力乱神蛊惑人心,于是请“总大师兄”朱红灯到面前来,问他是否真的可以“刀枪不入”?

    朱红灯声称只需诵动法咒,再喝一碗符水,瞬间变为铜筋铁骨,便可刀枪不入。袁世凯让其示范,命属下用德国造毛瑟枪射击朱红灯后背。只一枪,朱红灯便一命呜呼。

    朱红灯死后,麾下众位师弟流窜至直隶河间等地,继续开坛授徒。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乾字拳与坎字拳,率先进入京津两地。四五月间,坎字拳大师兄张德成声称玉皇大帝亲派红灯照大师姐前来“降妖除魔”。

    随后,先是张德成的老相好,侯家后一家妓馆的老鸨子自称“黄莲圣母”下凡。而后几日,出现十几个身穿红衣红裤,挽着双丫鬓的女童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或红色折扇,于夜间满街行走,声称玉皇大帝钦派红灯照大师姐已经下凡,不日将降临津门。

    几日后,义和拳众突然全部出动,声称迎接圣母。拳众站立河岸,二指朝天,右脚跺地,口吐白沫,满口胡言,疯癫至极,闹腾一夜,方才罢休。

    津门百姓纷纷出门观瞧圣母真容,有几个四十岁的妇女,全身披红,手持拂尘或折扇,自称太师姐,她们声称圣母并非凡人可见,若想见圣母者,先要加入红灯照,练就七七四十九天心法,才能见上一面。

    一时间,津门妇女踊跃加入,但必须奉上一笔孝敬,才显得是真心加入。太师姐每天端坐八人大撵之上,声称可以脚踏红灯飞到空中,从空中投下火焰,烧了洋人的教堂。

    若非洋人奸细,就在家中悬挂红灯,这样太师姐飞升空中投掷红火球之时,就不会烧到好人家。津门百姓深信不疑,于是家家户户挂红灯。

    隔了几日,又有一批外省人进入津门,自称“砂锅照”,每人环抱一个砂锅,挨家挨户要米要钱,若是不肯给,便指认这家人是洋人奸细,拉到街上,一刀斩杀。

    随即,又有“铁锅照”,“瓦盆照”进入津门,全都破衣烂衫,恶吃恶拿,强占民居,致使津门百姓怨声载道。

    五月底,张德成的老相好“黄莲圣母”乘船停泊在北门外,锣鼓乱打、唢呐乱吹,船头竖着两杆杏黄大旗,上写黄莲圣母四个大字,船身周遭缠满红布,船上有一位三仙姑,一位九仙姑,弄出两大盆香灰,以高价售卖,声称吃了香灰,便能吉运一生。津门百姓争相购买,数日不绝。

    直隶总督裕禄,身穿朝服,步行到河岸上,对着红船九拜,而后请圣母坐自己的大轿,前往侯家后一家神堂暂居。圣母每天高坐神橱中,闭目不语,成千上万的信徒拿着米面钱物前来膜拜,得一碗香灰者兴奋至极,不惜倾家荡产答谢圣母赏赐,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香灰也可抵万金。

    诸多闹剧,残杀无辜,最终招致联军攻来,红灯照随即奔逃。城破之后,抓到自称圣母者三人,又有仙姑十几人,审问过后,方知全部为土娼,借妖言惑众从中敛财,真叫人哭笑不得。

    ——当年这类小作文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但信的人也确实不少。毕竟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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